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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独中医背过和正在背的ldquo

  • 来源:本站原创
  • 时间:2020/8/9 18: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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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年,清康熙三十二年,两个欧洲传教士兼医生用西药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痊愈之后,这位皇帝对两位洋人开了一个医闹风实足的玩笑:

“你治死了多少人?想是尔治死的人,比我杀的人还多了。”

玄烨不是算命的,他只是个皇帝,料不到的事情很多。他肯定不会想到:两百年后,他对西医开的这句玩笑,可以被原原本本地扣在中医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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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距离中英开战只有五年,同样是传教士兼西医的伯驾还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病例编号,据记载效果不错。那时候在南方沿海地区,行医的西方传教士已经逐渐被大众所接受。这是一方面是因为南洋地区华侨较多,民众对于西洋医术并没有过于显著的排斥;另一个原因则是在30年前的年,牛痘术传入中国,治疗天花的效果奇佳。

医院正式进入中国心脏地区,是国门被两次鸦片战争轰垮之后。年,英国大使馆保健医雒魏林,在北京开设了自己的教会诊所。这个诊所后来医院。协和在民国时期非常之牛X,我们一会儿还会说到。

西方人为医院?其实前面已经说了,他们的身份首先是传教士,其次才是医生——行医是传教的一个手段。所以西医诊所的服务,都以基督教博爱精神为宗旨,他们的态度非常之好——当然你要付得起诊费。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西方医疗的“托管制”——即我们所说的“住院”,就此推广开来。这种看起来绝情的治疗方式更是当年的中国人想都不敢想的。但就像牧师们最喜欢说的:“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住院因此变得合情合理。

传教的过程,也必然面对传统宗教的抵抗。所以西方传教士在行医的同时,还编写了诸如《中国封建迷信大全》这一类书。把中国传统思想及其载体,都称之为:

封建迷信

时至今日,这个词依然按照它的创造者的意愿,被广大中国人知晓着。在此过程中,中医开始背起了它身上的第一口黑锅:

巫术

中医是巫术的观念后来被一大堆中国知识分子发扬光大,俞樾在《废医论》里直接说“古无医也,巫而已矣。”但我们看一下影响西方医学精神甚深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原文的最后一段:

?ρκονμ?νο?νμοιτ?νδε?πιτελ?αποι?οντι,κα?μ?συγχ?οντι,ε?η?πα?ρασθαικα?β?ουκα?τ?χνη?δοξαζομ?ν?παρ?π?σιν?νθρ?ποι???τ?να?ε?χρ?νον?παραβα?νοντιδ?κα??πιορκ?οντι,τ?ναντ?ατο?των.

看不懂?没关系。下面是译文:

“我遵守以上誓言,目的在于让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赐给我生命与医术上的无上光荣;一旦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请求天地诸神给我最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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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门打开之后“民智渐开”,一批崭新的知识分子渐次登上历史舞台。这其中很多变革思想,现在看来颇有病急乱投医的样子,但如果放在那个历史背景中,也不难理解。医学,不可能置身事外。到维新运动时期,光绪帝于下谕“另立医学堂,考究中西医理”,对西医完全敞开大门。梁启超对此有过这样的解说:“医者,泰西大学为一科今特许增之,实为维新之一政也。”听起来非常OK,但要结合梁氏另一段话就有意思了:

“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

不难发现,梁任公将国弱的一个原因,归在“种弱”,其根源则是“身弱”。而造成“身弱”的根源则是“医弱”。中医不能“保种”,种不保则国必灭。因此中医在此就背起了第二口黑锅:

亡国灭种之源

我很佩服梁任公为人,医院被切错了肾,仍然极力维护西医,要求大家不要胡乱开炮。这是真正坚定自己信念的理想主义者,伟大而崇高。但把民族的积弱归咎于中医,怎么看都是蛮不讲理。不过这也只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而已。

四十年后,中医为了在各种近乎不可理喻的非议中图存,也不得不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有趣的是,近现代知识界号召废除中医的先锋,全部忽视了一个问题:中国地方太大,人太多而医生太少。可以说拜地大人多所赐,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看病都只能找本地郎中,中医没有随着大清国的灭亡而灭亡。但是在一些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有人注意到:

“一般没有生意的医生,十个中有九个是去和那些街头巷尾的巫卜们暗中联络,每月津贴大洋若干,彼等即代为竭力介绍。”

所以不可避免地,第三口黑锅也扣在了中医的头上:

骗术

“中医是一种骗术”的观念至今流行。前几天在一篇名为《你不知道的赵家故事》的文章里,赵步长的发迹史伴随着“神医”的奇迹有一次吊起了中医黑的谈资。而去年权健和丁香医生的对决中。中医的面目被划得更惨。在为数不少的人看来,权健固然可耻,但相信中医,才是最大的错。与各行各业都只有“零星的骗子”不同。中医和传销一样,就是一个天然的骗子行业。“伪专家”和他们卖的所谓保健品坑害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

但如果仔细想想,“自然医学”这四个字,哪部医书里出现过?还有那些流行于各种媒介的“健康建议”:今天是这个老中医的毕生经验,明天又轮到那个传承人的祖传秘方。可无论是“癌症”还是“三高”,都不是中医的概念。真正的中医何曾谈过这些?

只是被骗的人,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傻X。在舆情煽动起的盛怒、懊丧和不甘的情绪中。所有人的矛头就只有且只能有一个:

中医是骗子。

3

尽管外国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医疗技术。废除中医最坚定的人,却一直是中国人,也许是因为中医误导和治死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时间来到年,民国四年。这一年,中华医学会成立了——别误会,这是中国人成立的第一个西医学术团体。同年,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也成立了,这还是一个西医学术团体。两个团体最大的区别是前者主要由在英美留学归国的人构成而后者主要由日本留学归国者构成,所以互相很不给面子。这种不给面子也反映到了他们对于中医的态度上。留日的人被日本明治维新刺激,更倾向彻底废除中医,而前者则倾向于保留。

想想从轩辕黄帝到中医出现第一个“流派”花了多少年?不得不说科学技术确实加速了人类的进步。

这还没算上当时的“法比派”西医,就是留学法国比利时的。人太少,没什么发言权。

无论是彻底废除还是留一口气,大家对中医的态度都不太友好。即便如此,还是保持着一份专业的体面。这些年网络传播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仅限于专业讨论,无论闹出多大动静都不会太出格。但如果被公知盯上,就麻烦了。尤其他是个民国的公知。

这个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历史地位无需多言。他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中把中医当成了一个靶子:

“(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结构,复不事药性之分析。”

言下之意,中医就是骗子。这种“骗”,不是某个中医的行为构成了法律与道德意义上的行骗。而是中医作为一种职业,就是在行骗,原因是:

不科学

这是中医被扣上的第四口黑锅。

和许多力争中医是科学的人不同。我更认可中医“不科学”。因为中医理论的基础,确实不是科学。但我们应该明白的是,科学,作为一种探究真理的方式。既不代表真理本身,也不代表通往真理的全部道路。五四精神一大堆,到现在被提得最多就是科学。前几天“五四”百年,该纪念的纪念,该忘却的忘却。年后,还能有人记得这许多名字,还能有连篇累牍的文字来写点传奇,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当代中国人已经不像百年前知识分子担心的那样迷信中医,因为他们迷信科学。科学在这个国家,这个年代并不处在一个科学的位置。这应该也算是某种“五四遗泽”。对中医,陈独秀并不是持这种观点的唯一一人。“五四”中最闪耀的那一长串名字里,有不少人的观点与他近似。

譬如丁文江,当初陈伯庄问他:“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丁回答说:“不!不!科学家不得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

与陈这样的秀才不同,丁文江是地质学家,本应该抛却情感因素,对于科学的方法有着更冷静的认识——以疗效来论证据。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更极端的则是同样受过严格科学教育傅斯年: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了洗自己的血以求新生,现在看来或是有堂吉诃德式的勇气。但带给后来知识界,并通过知识界带给大众的,则是用对于科学的迷信取代了其他迷信。科学,在他们那里,变成了唯科学主义。

在这种情境下,中医的生存环境愈发艰难。年,孙医院接受手术后放疗起色不大,宋庆龄等人都请孙中山改用中医。医院态度十分明确:要服医院,即便孙中山也不能例外。随着病情的加重,孙中山于2月18日出院改由中医治疗,先后经由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共同诊视一周。陆仲安的首次处方为:

石斛3钱、人参3钱、萸肉3钱、寸冬4钱、生地4钱、沙苑子3钱、沙参3钱、甘草2钱。

服药两剂后,孙的情况有所好转,这一点连当时的外籍西医也承认。但至26日,又停止服用中药,原因不详。只继续用西医利尿、止泻等方法对症处理,直至两周后病逝。

这已经反映了在当时西医已经成为显贵看病的首选。中医从那时候起已经失去了和西医平等对话的可能。沦为如同“安慰剂”一样的手段。有病先找西医,治好了,西医的功劳。治不好,尽力了,找中医死马当活马医。如最终不治,错都在中医。这个状况直到现在也没有半分改变。

4

孙中山最后的治病方案只是当时现象的一个缩影,四年后,也就是年,废止中医的呼声达到巅峰。废止派最大的支持者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其对中医的敌视态度,很难说没有不受到了日本对汉医政策及西方科学的影响。如果没有当时中医界的殊死抗争,以及诸如谭延闿,于右任,张静江乃至蒋介石等国民党元老派的长期支持,中医的命运很可能象日本汉医那样毁于一旦。

在此之前9年,梁漱溟已经为中医给了一个自己的判断:

“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

中医不是“医学”,只是手艺。同一个症候,在不同人身上,要开不同的方子;或是,一个人的病,不同的中医,开的方子也不一样。中医和西医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一个“标准”在里面,难以广而大之,更谈不上可以套用公式,重复千万次没有差别。就如同工厂和作坊的区别。

我觉得梁漱溟的观念,现在仍然有意义。科技的进步使得实验室能够不断地创造新药来攻克更多的疾患——即便抗药性和转基因之类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被重视。与此同时,随着环境的改变,有十足药效的中药材越来越稀缺。优秀的中医为此所做出的调整,让他们确实除了是一个医生之外,也确实像一个手艺人。用时下的话来讲,应该是“这些中医,非常具有工匠精神。”

把梁漱溟的观念继续发展下去的,是傅斯年。前面说过,傅斯年在西方留学,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

年8月5日,他在《大公报》发表《所谓“国医”》,应该是民国年间对中医最后一次有大规模影响的针对性炮轰。傅斯年提出的观念,是中医被扣上的第五口黑锅:

无法治愈

这个观念放在今天没什么了不得。现在很多人眼中的中医也只具有保健和治点日常小病的功能。治大病、重病还得“去医院看医生”。所以中医诊疗连同药费花销几千元会使他们觉得索价高昂,而西医治病花掉几十上百万在所不惜(这与现行医保制度也有关系)。但在当年,这个论调对中医不啻为一记重击。

当时摆在傅斯年面前的障碍,和摆在当代中医反对者面前障碍甚至都一样:疗效。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人可以从逻辑和事实上否认中医是有疗效的。

傅斯年的应对方法很有意思,他很巧妙地既不从古文上做文章,也不从体制上谈差异。如果你看过《性命古训辨证》就会知道:傅斯年是一个非常聪明,学问也扎实的天才学者。所以他另辟蹊径这样写到:

“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做报告的。”

他的意思是说,西医上的“治愈”,是“科学的”——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第一,有专门的量表去对照;第二,医疗方法和药品效力有治愈率可以参考。而中医的疗效,只能来源于患者的观感,却没有来自于科学的证明。所以,中医药能“治愈”是一个伪命题。

在西方留学,并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傅斯年眼中,无论是否有疗效,“不科学”就是中医的原罪。巧的是,整整70年后,杨振宁批判中医,给出的仍然是同样的理由,真的没让人看到任何的进步。他的观点是:《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问题是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的原因之一。他还认为:中医如果继续按照自己的理论体系盲目走下去,是不会有发展前景的。

如果说他对于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的论点是根据思想史做出的历史判断,他对于中医的判断则是一个价值判断。“非科学的”与“盲目的”二者之间在逻辑既不构成充分条件,也不构成必要条件。什么叫“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也没有讲。至于“发展前景”,则是模糊得不能再模糊的一个词。以上综合在一起,我们只能很遗憾的看到:杨振宁的逻辑是混乱的。

包括后来的张功耀、何作庥乃至方舟子,从学术履历上看,一不做中医研究,二不做思想史研究。而从他们的讲话里,也看不到田野调查的影子。何作庥的“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这样的论点,只能够暴露出他对于中国古典思想认识的匮乏。而他宣称“中医害死陈晓旭”的论点之一是“早期乳腺癌治愈率一般在80%以上……中期缮乳腺癌治愈率一般在50~60%以上……”。

可以看到,统计学数据无关个案这样的基本常识可以随便被无视掉。这些学者已经开始进行超出学术范围的讨论。他们喜欢用自己的学科进行类比,借此谈论自己领域外的事情。同时利用民众对他们在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产生的尊重,毫不掩饰自己的“专家视角”。他们对于科学内部的事情,可以提假说、做猜想,但对于科学以外的事情,只知道用概念去生搬硬套。如果是按照这样的逻辑,一个学政治学、法学的人是不是可以对他们说:“你们没有进行过政治学的训练,选举的时候没资格投票。”呢?

如果说,傅斯年和五四的那一代人,以及他们之前的知识分子们太想救亡图存,尚可以理解。那我们这一代人呢?从相信科学到唯科学主义,为鼓吹一种方式而牺牲公平,这些人倡导的科学与民主,既不科学,也不民主。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医能够求生的方式也就只有走“民族主义”这一条路。治病救人要扯上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不过现在仍然很流行。

5

其实到这里,百年来中医所背的黑锅,已经历数得差不多:

中医是什么?

一种巫术

亡国灭种之源

江湖骗术

不科学的东西

无法治愈患者的把戏

如果仅仅是这些,中医其实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真正使这些指责在当今成为一种广泛“共识”的最后一个推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

中医“教育”

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余云岫提出了要将中医改造成西医。这为日后扭曲的中医教育埋下伏笔。在东北第四次卫生会议上,王斌做了一篇名为《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的报告,提出了以下两点:

1,中医是封建社会旧医学,应当也必须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消灭。

2,中医必须学习相关西医知识方可行医。

试问中医药治病救人在思想作风上哪里有问题呢?但是医务人员考试却实实在在举行了。具体操作如下:

中医改西医

1,用西医理论知识作为考题让中医去答,不合格者取消行医资格。

2,将推拿、接骨等中医技术列为江湖术士、封建迷信从业者,予以淘汰。

3,禁止中医招收学徒。

这样一来,中医无法继承和传承,自然而然就会灭亡。

如果说民国时期政界学界对于中医的反对是正面杀戮,这样的举措可以则是先给中医做“变性手术”,然后“断子绝孙”。

与之呼应的,则是贺诚在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期间,制定了针对中医非常严苛的《中医师暂行条例》。据统计,在此条例限制下,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个县通过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多人。另外,现实中当时全国由正规医校毕业的西医不足2万人。平均一万人分配不到一个医生。在这样奇葩的政策下,一方面医生资源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医要被迫接受“西医改造”,改造的结果显而易见:西医理论不扎实,中医理论也变得匮乏。这样一弄,产物就只有一个:

庸医

但这个黑锅,因为行医者的“中医”身份,最后又只能由中医来背。当代许多“中医”,不读典籍,不亲自试药,其诊断需要通过西医化验单做出,在用药的时候也更喜欢用西药。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传统。

而如果情势任由这样发展下去,现在我们也就无所谓中西医之争,因为中医挺不到现在。好在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毛泽东多次对卫生部工作提出批评。在年,毛泽东强调:

“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

无论是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这个讲话挽救了中医。

之后中医的主流发展就走在了“中西医结合”的路上,或者更“精确”地说,走在了“废医存药”的路上。不同于西医的“onesizefitsall”,中医讲究的是“千人千方”。所以这到底是最后的活路,还是饮鸩止渴,且交给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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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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